比较文学考研，南京大学比较文学考研
李庆本，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比较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世界性人文学科，是跨国别的文学研究。然而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不同国家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所要探讨的就是比较文学在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既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的本体论、方法论等普遍问题，又包括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贡献以及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等特殊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西二元论”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表面上看，其观点迥然有别、绝然对立，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同样的“中西二元论”模式而形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问题，是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从西方扩大到东方。起初，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比较文学自身的问题。例如美国学者韦恩斯坦就曾说：“试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寻找模式的相似性，没有多少说服力。”在今天，这样的看法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可是，这并非意味着“中西二元论”问题，已经得到合理的解决了。实际上，随着最近几年“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因而有认真深入讨论的必要。我们希望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从“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由“法国学派”所创建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为了回应对比较文学的误解和责难而出现的。1903年，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比较文学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任何其他学科都可采纳比较方法来进行研究”，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并不能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存在的基础。为了说明和捍卫比较文学的合法性，法国学者提出要用注重事实关系的影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尽管比较文学并非法国学者所独创，但他们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无疑是不能低估的。1827年至1830年，维尔曼（Abet-Francois Villemain）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性质的系列讲座，曾主讲“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于1829年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一书，1828年至1841年期间，他又与他人合作编撰文学作品选，出版有关欧洲文学研究论文，维尔曼由此被誉为“比较文学之父”。20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法国学者如巴尔登斯伯格（Fernand 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伽列（Jean-Marie Carre ）和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等，反对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主观任意比较、注重实证方法的影响研究，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这样，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也就摆脱了“比较文学是文学比较”的恶名，限定了比较的范围，为比较文学找到了一个方法论基础，并使之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类型，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对于法国学派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影响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基于法国文学在欧洲的中心地位所造成的。巴斯奈特指出：“沙勒（Chasles）和威尔曼可以彬彬有礼、富有学术洞见地讨论过往作家的优劣，但他们首先是法国人，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集中在法国如何像‘给予礼物’一般影响其邻国的过程”，因为对于法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而言，“欧洲之于世界的意义，正如法国之与欧洲的意义”。由此可见，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发展起来的。
按照一般意义的理解，所谓“影响”，指的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后者的反应和反响。汉语中的“影响”词源可追溯到《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尚书正义》：“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理雅各将“影响”翻译为“the shadow and the echo”。现代汉语的“影响”对应于英文中的“influence”。据笔者考查，将英语的“influence”与现代汉语的“影响”作为词典上的对应词的是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而在此之前“influence”大多被作为“体面”（1822年马礼逊《英华字典》）、“引诱”（1844年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感化”（1884年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词典》）等的对应词。英文中的“influence”源自拉丁文“influere”，由in（into）+fluere（flow）组成，最初意为“涌入，流动的物质”，在占星术中特指“飘渺的液体流入，影响人类的命运”，后来演变为“间接或不可察觉地引起变化的作用”。从词源上看，汉语中的影响强调的是“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英语中的“influence”则指“液体流入所引发的变化”，两者虽侧重点不同，但都有“因某种原因导致吉凶命运变化”的意思，均可视为“因为X，所以Y”语式。
比较文学的“影响”，特指“一国作家从外国作家、作品中获得一些新的因素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去的现象”。这一过程一般由发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组成，并相应产生了流传学（从发送者角度看影响）、媒介学（从传递者角度看影响）和渊源学（从接受者角度看影响）三种侧重点不同的影响研究。
根据学者对现有资料的考证，在中国最早使用比较文学一词的是东吴大学教授黄人（1869—1913），他在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中最早提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ey Posnett）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te,1886）一书。1912年1月2日，正在日本的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到法国学者洛里哀（Frederic Loliee）的《比较文学史》。1919年，章锡琛翻译日本木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和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的主要内容。1931年，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由傅东华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译著。1937年，戴望舒又翻译了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的《比较文学》。由此可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与国外尤其是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传入中国之初，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的确受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
尽管中国比较文学受到法国学派理论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区别。
其一，中国学者的影响研究其实在法国学派创建之前就已存在，我们不能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全部来源于法国学派的理论。法国学者朗松认为：“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以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肖说：“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
按照这种标准，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全部受了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的影响。因为远在法国学派创立之前，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就存在着影响研究的传统。如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中明确指出，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的“阳羡书生”故事源于佛教《譬喻经》的“梵志吐壶”，因为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这是典型的影响研究。此外，像近现代学者陈寅恪、季羡林等关于中印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也很难完全归于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的影响。中国现代以来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日趋科学化、系统化、体系化，跟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我国的盛行是分不开的。这自然也不全是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的功劳。如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6）一文中，辨析了文学研究和文学鉴赏的区别，认为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但文学研究却不如西方发达，历代除了《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具有特色的理论著作外，其余几乎全是文学鉴赏。基于此，他主张引入培根的“归纳法”来充实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比较文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即使与法国学派有着共同的渊源，却很难说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影响事实联系。
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学科意识的增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得到越来越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青睐，并逐步发展成一整套由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所构成的影响研究理论体系，以及多种具体的影响方式，如正影响、反影响、负影响、回返影响、超越影响、虚假影响、单向影响、双向影响、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及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可否认地起到了推进作用。
其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突出强调法国文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却热衷于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关系。韦勒克曾指出：“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作为大多数十九世纪学术研究中狭窄的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许多文学史家所持的孤立主义的反抗。”也就是说，比较文学最初是反对民族主义的，然而在实际的发展中，却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工具，演变为“文化中心主义”的展示，“他们尽可能证明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多方面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自己国家比任何国家都更能充分吸取和‘理解’外国的大师，以便将功劳都记在自己国家的账上。”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证明自己国家比任何国家都能充分吸取和理解外国的大师”，即研究中国文学接受其他国家文学影响的成果，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胡适的《西游记考证》（1921—1923），采用渊源学的方法，论证《西游记》各部分的印度来源。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0）则将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联系起来，开启了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冯雪峰的《鲁迅与果戈里》、曹未风的《鲁迅与外国文学》、乐黛云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等均论述了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国学者一方面接受国外实证主义方法，另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以大量实证材料论证中国文学接受印度文学、俄苏文学的影响，展示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对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学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陈受颐在《岭南学报》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文学如《赵氏孤儿》对欧洲文学影响的论文。继陈受颐之后，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1），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详细研究了英国人对华夏（Cathay）的想象。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诗歌、戏剧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范存忠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探讨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如《17、18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1940）、《17、18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1943）、《约翰生博士与中国文化》（1946）、《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1947）等。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起到了推动作用。
然而，随着欧洲18世纪“中国风”的消退，“中国学者关于中英文学关系到18世纪就截止了，还很少有关于19世纪中英文化关系的研究的出色之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19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的变化所致，同时也是由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主观选择。一些注重文化自信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避开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这导致“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在影响研究的实际操作中被割裂为两个过程，几经演变，以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东西方绝然对立局面。
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这一时期，受到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热衷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所受到的西方影响，以显示中国文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1980），论述了尼采对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引起强烈反响。与之相近的还有唐弢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1982）、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1985）、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86）、乐黛云和王宁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90）等。上述研究所采用的大都是费正清所说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当时，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于是，近世西方思潮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以及文学方面的各种理论在80年代被大量引进，人们再次掀起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潮。”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也引发了人们的焦虑，人们开始忧虑，“中国数千年古国文明会被覆盖淹没吗？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真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中国文化对外影响的研究便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人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从1990年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到1999年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一大批研究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影响的成果纷纷面世，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风气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重大改变。整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所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它表明，这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的老问题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结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日益成为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近些年来，有不少研究者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以此寻找文化自信。而对于“证明自己国家比任何国家都能充分吸取和理解外国的大师”，即证明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以显示自己文化的优越这一点，却受到某种程度的忽视和指责。曹顺庆在《比较诗学新路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一文中指出：我国青年学者及广大的青年学生对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叔本华等等西方文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崇拜有加，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却不甚了了，甚至对中国文化与文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人们无比崇拜的西方文论，事实上却有着中国文化与文论因素，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叔本华等等西方文论大家，都曾经向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化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中华文化是当代西方文论的渊源之一。研究这种渊源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纠正文化偏见，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价值，而且这更是一条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
青年学生对中国古代文论不甚了解的情况的确是令人担忧的，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却不能归于西方文论，二者并不构成因果必然关系。“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可以充分证明中西文论之间有着悠久的交流史，两者却非是截然对立的，不能说喜欢西方文论，就一定讨厌中国古代文论。这些西方文论大家之所以在中国广受好评，未尝不是因为他们的文论中包含着“中国元素”的缘故，未尝不是因为他们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所致。另外，“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也不一定必须从影响研究（渊源学）的角度上予以说明。从“跨文化环形旅行”的角度或者从“变异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现象可能更符合实际，也更有意义。
三、影响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发展方向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影响这个概念，它为转让和传递的事实提供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奥妙无穷，以至无法对它进行清楚的分析；它把相似或者重复的现象归结于因果变化的程序（这个程序既没有严格的界定，也没有理论的定义）；它在一定距离中和通过时间——正如通过某种传播环境的中介那样——把诸如个体、作品、概念、或者理论这些确定的单位联系起来。”福柯对“影响”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显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但它们的职能却是明确的”，它作为一个话语单位，不断为西方中心主义提供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苏珊·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也大不以为然，她在接受中国学者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她在做关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维沃（Italo Avevo）的影响的本科论文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这种影响很弱，相反，倒是斯维沃对乔伊斯有所影响，尽管乔伊斯对此表示否认，所以她得出结论：“作家的声明并不能相信，它们有时候是观点的表达，有时候则是有意的欺骗。影响是无法证明的，剩下的是洞悉相似之处的读者的看法了。当然更好的做法是，不要浪费时间尽力去证明无法证明的事情，而要将关注点放在读者的作用上，读者在每一次重新进行的阅读中都有效‘创造’了一个文本。”她强调影响是无法证明的，建议不要浪费时间去证明无法证明的事情，这种说法虽显夸张，但却有利于矫正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神话化”。
当然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批评最为有力的还是韦勒克。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被看成美国学派的理论宣言。在这篇文章中，韦勒克义正辞严地指出：“艺术作品并不是渊源和影响的简单综合：它们是一个个的整体，在这样的整体中，从它处取得的材料已不再是些毫无生气的材料，它们已构成了一个崭新的结构。因果关系的解释只能导致regressus ad infinitum（无限追溯），在文学中它很难成功地达到‘X发生，Y必然发生’这一人们认为是任何因果关系都必需的首要要求。”
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影响”是一种重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对文学交流中的“影响”现象，却不一定必须从法国学派基于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研究”的角度去研究，而完全可以采用跨文化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
笔者认为，要真正突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必须首先放弃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不管这种叙事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还是代之以“东方中心主义”的。以“东方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是以一种错误去反对另一种错误，都会陷入文化中心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最终是不能奏效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是现有世界体系的创建者、维护者、受益者、促进者，不能另起炉灶，以所谓的天下体系取代现有的世界体系，只能为世界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促进现有的世界体系良性发展。所以，我们既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反对东方中心主义；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警惕文化封闭主义的危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立足现实，不忘本来，不拒外来，面向未来，从“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与中国”的角度，采用跨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来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要突破影响研究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要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置于“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中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影响研究仅仅注重源头的研究，以本源论取代本体论，天真地认为只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影响的源头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对于影响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却视而不见。有的影响研究尽管注意到了变异现象，却将这种变异视为接受者对影响者的误读，看成是一个有待改善的目的论过程，而认为正确的和真实的源头仍然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将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中西二元论模式的影响研究推向三维立体结构，不仅要追究影响的源头，更要追究源头的源头；不仅要追究源头的源头，更要说明变异以及变异的变异，并以此彰显变异的合理性，以此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间性关系。而这种“循环影响”（或称之为“回返影响”），由于突破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羁绊，也就难以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这一范畴去涵盖，而成为一种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新范式。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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