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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魂魄的重量
文学阅读和创作随想
文 | 胡学文
多年前，我尚未开始写作，曾读过一则故事。那是我极喜欢、如灯火一样照亮过我、并让我思考的故事，请允许我再复述一遍。上世纪初，芝加哥剧场上演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演员演得投入，观众看得投入。大凡爱情故事总有人嫉妒捣乱，戏剧中称这样的人为反面人物。《奥赛罗》中的伊阿古就是这样的人。他诬陷苔丝与他人有染，在奥赛罗决定要杀死爱人时，台下一名军官怒不可遏，拔枪将伊阿古击毙。准确地说，是击毙了饰演伊阿古的演员。演员倒在血泊中，军官醒悟过来，遂开枪自杀。这是悲剧之外的悲剧。这名演员和军官被葬在了一起。据说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经过，在墓碑上刻下这样一行字：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和最好的观众。后来，布莱希特经过此地，也在墓碑上刻下一行字：世界上最差的演员和最差的观众。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是否真的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没有考证过，也无意去考证。不过，这不同的评价倒符合两人关于戏剧的不同理念，即斯氏体系和布氏体系。
斯氏理论要求演员入戏，不是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扮演伊阿古的演员无疑演得太投入了，而那名观众完全沉浸在故事中，导致悲剧发生。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和最好的观众，我第一次读到如是的评价，认为太对、太妙了。及至读到相反的评价，亦觉得有道理。布莱希特的间离观点认为演员与角色要保持距离，不要融合为一，要清楚自己在演戏，方可放大传递角色的意义；而观众要懂戏，不一味陷在故事中，唯此才可能有所感悟。
戏剧表演和文学不是一回事，但也有相近之处，从更宽泛的概念讲，戏剧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待我开始写作，思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观点，认为他们说得都对，也都不对，至少就创作而言，不能以一方观点作为准绳。
再讲一则故事。少年时代，我所生活的村庄里一位妇女，某天突然变成了男音，很像一位已经去世的男人的声音，讲的也是男人生前的事。按照科学的观点，妇女患的是癔症。而那时的乡下没有医学常识，都认为妇女被死去的男人附了体，不然焉能说出其生前之事？更重要的是声音，人和人相貌相似者甚多，但声音相近太难了。妇女的丈夫半是央求半是恐吓，那个男音终于离去。妇女的魂回到了自己的体中，醒过来后她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极度的疲累。《白鹿原》中也有过类似的描写。我无意探讨科学与迷信的界限，我当然会相信科学。后来我想，一个人在神志不清醒的情况下有可能发出曾经在心里模仿过的他者的声音。为什么说是心里？有礼貌原因，有性格原因，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总之，她是熟悉的。但说出来时并不完全像，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但因为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发出的，所以令人吃惊，进而产生联想，怀疑。至于所言的事，多半也是过去所闻，装在心里没打算说的，昏沉之中不由自主说了出来。自家男人的央求其实没起什么作用，是女人自己清醒过来的，那情形像人打过麻药，不到时间是叫不醒的，待过了药劲，不用叫就醒了。
我讲这则故事，其实是想借用两个词：附体和还魂。
文学是要附体的，这是对写作者最低也是最高要求。
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性而言，没有高低、贵贱、尊卑、优劣之分，所有的对象都是有尊严的。人与鸟兽花草处在同等地位，而皇帝与乞丐拥有同样的权力，须获得同样的尊重。唯此，才能让书写对象完美而丰盈地呈现。读者和观众可以喜爱苔丝，仇视伊阿古，但莎士比亚不可以，因为那就是他自己。他既是奥赛罗、苔丝，又是伊阿古。换言之，莎士比亚同时被奥赛罗、苔丝、伊阿古附体了。也唯此，才能发出三种不同的声音，讲出唯有他们才可以讲的故事。
托尔斯泰酷爱马匹，曾拥有过几百匹马。他写过一篇关于马的文章，屠格涅夫读后大为赞赏，说托尔斯泰前世是一匹马，所以才写得这么惟妙惟肖和逼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创作时，托尔斯泰被马附体了。他就是一匹马，真正的马，能知人所不知，达人所不达。托尔斯泰也曾被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附体，同时或依次。在赛马会上，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下来时，安娜失声惊叫。如果拉开距离，如果把渥伦斯基和安娜之魂移出作者身体，那就是托尔斯泰自己从马上摔下来，自己惊叫。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这个小说很有意思，既附体又变体。如果计算身体的重量，卡夫卡不等于格里高尔，格里高尔更不等于甲虫；如果计算魂魄的重量，甲虫等于格里高尔，格里高尔等于卡夫卡。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述，卡夫卡先变成格里高尔，再变成甲虫。
我曾看到另一则附体故事，两个不同的灵魂附在同一个身体上，它们彼此仇视互相撕打，当甲占上风时，那个人就成了甲，当乙占了上风，将甲暂时驱离，那个人的声音又成乙的。《变形记》也是双重附体，但相处甚好，分别守着属于自己的职责，拥有有限度的思维、能力和权力。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我们只看到林黛玉伤悲的身影，能听见她凄婉的呜咽，而看不到孤灯下的曹雪芹，听不见他剧烈的咳嗽声。
魔术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虽难以破解，但知道使用的是障眼法。附体不是障眼法，不是像，而是本就如此。
附体是重要的，但还魂亦不可少。这个魂是写作者的魂。乡村那位妇女，虽然神志清醒靠的是自己，但别人都认为是其丈夫唤回的。丈夫也有功劳吧，至少是妻子的助手。写作者没有助手，唯有依靠自己，须有极强的能力极狠的心肠驱赶侵略者，让自己的魂魄回归自己的身体。复活的过程是艰难的，如那个妇女苏醒后大汗淋漓，浑身无力，但还是要活。她活不过来，丈夫就失去了妻子，儿女就失去了母亲。而对于文学，写作者唤不回自己的魂，就如玉米无粒，稻穗无谷，可以判定颗粒无收。青纱千里，穗浪翻滚只是风景而已。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所言，是佛家的渐悟。而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则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另一种悟，顿悟。据《坛经》记载，此偈既出，一众皆惊。同为五祖弘忍的弟子，神秀与慧能之偈大不相同。从文学角度而言，境界不同，各有所妙，皆是还魂之作。当然，高下还是有的。
还魂方可使写作者站立于结实的台阶，对世界进行有效而独特的审视。
在《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吓晕母亲，令妹妹厌弃，想爬出去看看母亲时，恼怒的父亲抓起苹果掷向他，击中他的后背并沉陷了下去。夜晚来临，格里高尔反不像白日那么孤独了，因为还魂的卡夫卡在陪伴他，在凝视着他。那是作为写作者的卡夫卡与作为甲虫的格里高尔精神上的契约，他必须如此。也可视为无声的交流，只有神祇能听懂他们的对话。
人类史是文明史，也是战争史，至今亦然，地球上的一些地方仍有杀戮。对文学似乎是不幸之幸，催生出大量关于战争的作品。既有已发生的，也有对未来战争想象的作品。多年前，我读到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故事很简单，女主角马柳特卡受命押送白军中尉，中途船只倾覆，马柳特卡和中尉漂流至人迹罕至的小岛。孤岛是故事的肥沃土壤，再无趣的人被扔到孤岛上，都要发生些什么。一女一男身份不同，立场各异，但彼此相爱了。但在小说的最后，白军的船驶过，中尉欣喜若狂，打算离开。马柳特卡面临着抉择，放心爱的人离开还是击毙这个俘虏？爱情与职责置于天平的两端。马柳特卡选择了后者，将中尉射杀。新世纪之初，俄罗斯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仍在书写战争文学，方向和路径均有了变化，是多维度多向度的。如果重新书写《第四十一》，他们笔下的马柳特卡或有可能选择爱情，或他们思考的也可能不是爱情，而是爱情背后的东西。马柳特卡会怎样？结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她何以有不同的选择。
每个作家都会思考写作的意义，既有关于世界的呈现和看法，也有对个体的追问和思考。加缪是怀疑主义者，他告诉我们，“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对这个世界如此陌生，因为你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你以为你能把握自己的生活，然而实际上你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时，人们被一种荒诞感所笼罩。”他和同为存在主义大师的萨特论战过一年。萨特亦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但要积极得多，他说：“一旦我诞生了，活着，就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追求尽可能好的结果，并尝试着给一开始就扭曲的自由以正确的方向——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去做的。”关于写作，萨特的观点是：“通过艺术品的创作，我就能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它们，从而感到我自己对于我的创造物而言是重要的。”我更倾向后者，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眼光看待世界，热爱生活，方能被光照亮。
创造物，这个词更形象地说明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
无论质疑、怀疑，还是积极应对，唯有还魂，才可以实现写作的目的，让创造物熠熠生辉。
世上文学流派甚多，这主义那主张，既有大江汹涌，也有溪流激荡，既有大漠落日，也有寒空残月，各有风格各具特色。世界在变，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在变。这是根本，而形式是经由根生长出来的枝叶和花朵。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式处于次等地位。文学的创作包含着形式之美。这也是只有还魂者才能完成的任务。
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他便拥有了专利。卡夫卡之后，无论变成犀牛、大象还是蚊子、苍蝇，甚至还有变成冰柜、洗衣机的作品，严格地讲，这都叫侵权。魂可以离身，但不能丢，否则写作就成了没有方向的河流，没有主题的呓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须要像敬重神灵一样敬重语言。当然，敬只是此岸，达才是彼岸。唯有还魂，才有达之可能。写过《裸者与死者》和《刽子手之歌》的诺曼·梅勒曾经感叹，他费几十页的笔墨才让尼罗河拐了一个弯，而马尔克斯只用一段文字就写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并且让它的子嗣长出了尾巴。这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赞誉，也是关于叙述和语言最有魅力的表述。语言可以是助人长寿的灵丹，也可以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器。利器没什么特别，宝剑、匕首、弯刀甚至菜刀、水果刀，都可以让人毙命，厉害的是它的无形和柔韧。在佛道那里，打坐闭关数载，即可得道成仙。作家的语言能力不可能成仙，一辈子都要修炼。一部书锤炼得再怎么好，下一部也须从头再来，而上一部还会成为下一部的障碍。
附体重要，还魂更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写作者站在哪一边更好？我的回答是，写作者不能停在一端，不能停得太久，须在二者之间的通道循环往复，来去自如。活在通道里，在通道里活，这是写作者的宿命。这个通道可宽可窄，可长可短，可建宫殿可造庙宇，可植孤木可造森林。这要视写作者的造化，也考验写作者的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就是钻孔者。
编辑：魏文娟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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