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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过程中，外国文学研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作用，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是一个亟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兼具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之前有许多学者反复强调，这一研究要充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一定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破这一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观点确实言之成理。对于我国的外国文学学者来说，对国外的相关研究亦步亦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与惯性，许多所谓前沿研究更多的是对国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某种或系统、或片面的梳理。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求甚解、甚至是无知，使我们无法真正与国际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得到国外的外国文学学者真正的认同。反观之，海外汉学学者却凭借着自己强大、有力、自洽的知识话语体系，成功地影响了我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强势地“引导”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去“重读”中国文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避免矫枉过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整体来说，我国的外国文学学者还未充分吃透、打通外国文学与文论，我们对于外国文学本身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如果无视、甚至急于否定国外学者研究的价值，很容易陷入到画地为牢、自我隔绝、自说自话的境地，是不可取的行为。
其次，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兼顾国家战略性、服务人民性与学术性本身。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今的部分外国文学研究确实愈发成为某些狭小的精英圈子某种闲暇的“趣味”。研究的价值变成了研究本身，研究的交流与传播亦仅仅局限在研究者彼此之间。这样的研究既无法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更是严重脱离了广大民众。文学研究虽不直接转化成生产力，仍然需要带有一定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人民意识，应该以微妙而又深刻的方式助力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福祉。在现今的语境下，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纯粹性与非功利性，只会将文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濒危”的边缘。
同样，我们也不能在“去纯粹性”的过程中彻底抹除文学研究本身必要的独立性。之前强调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人民意识应该是自觉、自发的，也应该是隐性、微妙的。正如西方著名文学批评家詹明信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简单地、毫无区别地视为“民族的隐喻”的观点颇受诟病一般，我们也不能将“文学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文学研究”简单画上等号。事实上，只有当文学研究的学者既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又能带着对国族真诚而又深切的关怀提供真知灼见时，才能真正成为国族的栋梁，也才能给国族的发展带来希望。
最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兼顾外国文学的跨学科性与学科本身的特性。相当一部分外国文学学者对文学有一种执念，认为只有研究其形式本身，其审美维度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随着处于文学外围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背景”变为“前景”，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证明。外国文学领域的学者们纷纷从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法律、文学与音乐、文学与视觉艺术等角度积极地探索外国文学的外延，这使得外国文学不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外国文学学者本身的综合素养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被纳入到愈来愈扩大的“外国文学研究共同体”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外国文学研究确实获得了新的生机。
不过，我们同样要正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现在的文学跨学科研究领域鱼龙混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伪”研究。部分学者对深耕、精耕两个学科领域方面缺乏必要的耐心与能力，却又一次次地打着跨学科的旗号造势、“擦边球”，以“业余”的跨学科知识与同样“业余”的跨学科研究共同体进行各种无益又无趣的对话。因此，在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与标准，以正确引导外国文学学者们做真正有价值的跨学科研究。
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兼具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兼顾国家战略性、服务人民性与学术性本身，兼顾外国文学的跨学科性与学科本身特性的外国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反映并有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钱端升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齐泽垚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王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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