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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类，理论经济学类专业包括哪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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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 威廉·拉佐尼克，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经济学荣誉教授，美国企业史学会前主席，学术与产业研究网络创始人，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欧洲管理学院等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发展。

编译： 包倩文，北京大学。

引言

想象一下，你是一名壮志满满寻求“好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学院派经济学家（academic economist）通常会让你去阅读前沿的经济学期刊，因为那里有大量缜密的逻辑训练。于是你去图书馆进行了短暂阅读，不得不承认，至少就技术而言，这些研究足够严谨。但天真的你一定会有疑问，在严格的假设和技术复杂性下，这些文章里的内容还能和现实世界相关吗？熟知经济思想史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经济学家只为我们自己的掌声而工作” (Samuelson 1962, p.18)。至少对现实世界中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一篇文章出现在杂志上，并且引用了经济学相关文献，那它与现实世界就是相关的。这样的论证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的。毕竟，你没有资格定义“好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一个学徒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真实世界”？于是你埋头研究相关文献，希望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但你无法完全掌握理论，而且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好奇心，所以你选择了应用领域，例如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甚至是经济史。你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你正在逐渐远离你的理论家朋友，但他们似乎愿意尊重你，像尊重训练有素、举止得体的旅客那样（虽然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但是你并没有质疑现存的理论框架，所以理论经济学家们还是愿意尊重你）。在你二级学科同事的陪伴下，你因你的应用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而沾沾自喜。但你不会质疑严格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永远由领导经济学家团体的逻辑学大师加以修饰，并赋予科学声望。

因此，你变成了一名学院派经济学家，但没有意识到，在你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如果你一开始就拒绝了“好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好的”经济理论，如果你曾花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认真研究经济制度的演变，那么你可能已经形成了关于现实世界经济活动独立的判断，并且构建了相关理论。另外，如果你坚持在经济学界讲你自己的故事，那么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挑战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理论拥有自己的生命力，不会受到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的影响。

你甚至可能已经开始质疑进入经济学行业必须认可的整个方法论基础。就相关性而言，你可能会坚持认为理论是现实的仆人，而非相反。从严谨性来说，你可能不仅仅根据逻辑一致性来定义它，而是依据对经验材料的系统评估来确定捕捉现实本质的理论结构。反过来，所选的理论结构可能会为你提供一个连贯的框架，用于探索经验材料、构建和检验新假设。

但可惜的是，你已经快40岁了，你的精力早就投入到了主流方法，现在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办法从事可能会产生真正创新的研究了，而且，已经成为一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你还得承担社会责任，当新的有志之士向你寻求建议时，你会让他们去阅读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

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的理论（Making Use of Marx）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讨论经济学的创新。坚持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构建具有现实相关性的理论，然后以理论为工具分析从过去向未来的演变。一个能够体现现实本质，并促使我们探索经济发展动力的概念框架，是理论严谨性的决定性特征。逻辑一致性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只有当我们探索了现实世界，发现了待解决问题的本质时，逻辑一致的解决方案才会变得有意义。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可以同时实现逻辑严谨性和现实相关性。

幸运地是，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尝试结合理论与现实。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理解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形成好的理论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洞见及错误中学习。就这一点而言，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史上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他明确地寻求发展一种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而且还因为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抨击了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趋势。对于像我一样认为现代新古典理论早已与现实世界脱节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见解和概念上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在充分的经验基础上构建另一种理论。

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直接适用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而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如果接受历史分析可以激励和验证理论概括的命题，那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确认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和结论与他所处时代的相关性是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接受、拒绝、修改或阐述马克思的主张，将其作为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更为相关的理论这一更大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工程甚至超出了马克思所作的巨大努力。

马克思基于历史分析构建了他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著作中去考察他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如果马克思在构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时，尝试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既可以从他的洞见中学习，也可以从他的分析错误中吸取教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基本假设与历史相关，那么我们就能够借助历史研究和逻辑推理，纠正马克思的错误，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个更丰富、更具有现实相关性的理论。

不幸的是，大多数对马克思的批判性评价都是为了阻止其他人认真对待他，而不是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否认马克思可能犯错来为他辩护。即使是那些试图确保理论分析的现实相关性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很少尝试去讨论马克思本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如何保证理论的现实相关性（Sweezy 1968; Mandel 1968；Braverman 1974)。通过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研究，我的经验是，马克思留下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还需要添加大量的理论方法。而且，马克思的著作(或者至少是我对它的理解)在指导我自己的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有用，所以我相信，忽视马克思就意味着放弃了分析动态经济发展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也放弃了探索历史和理论如何相互服务的宝贵机会。

在马克思的著作发表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大量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作为一名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究生，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理论的第一步，是基于这些丰富的历史研究，考察他对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巩固所作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我的评价标准不仅包括马克思实际提出的论点的事实准确性，还包括他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程度，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似乎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我最初的想法是综合其他人的历史研究来评价马克思的理论(Lazonick,1975),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方法形成了相当深刻的见解。我的研究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中进行研究的尝试，至少提出了与它回答的问题一样多的问题，揭示了彻底探究马克思主义框架核心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论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是自然、技术和人的能力，这些力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潜力。生产关系是企业或行业内的社会权力结构，它决定了不同阶级的人如何影响商品的生产方式和所得收入的分配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生产力（广义地说，技术）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即社会权力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要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改变现行的社会权力结构。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分析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技术决定社会权力结构，并赋予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的必然性和决定性。但我认为更恰当的一种观点是，不断演变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将经济发展进程理解为社会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而非技术决定的结果可能更好。

为了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有效性，我决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展开彻底的案例研究。因此，对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的英国棉纺织业中资本-劳动关系和技术的演变、相互作用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历史分析(Lazonick 1979, 1981b, 1986a；Lazonick and Mass 1984)。这一次的案例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产业组织，即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资本-劳动关系。为了把更多的现象纳入分析，我对棉纺织业的研究延续到了20世纪 (Lazonick 1983b)，同时讨论了主流文献对英国经济表现和长期经济衰退的解释（McCloskey 1971; McCloskey and Sandberg 1971；Sandberg 1974；Lazonick 1981a and 1984a；Lazonick and Mass 1984)。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辩论性质的改变，我的论点不再明确地集中于如何学习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更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应该是什么和可以是什么，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Lazonick 1983b, 1984b; Elbaum and Lazonick 1986)。

无论如何，我挖掘马克思的知识洞见并揭示他分析弱点的努力，在我如何对待经济史、经济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影响在我看来是无价的。如果我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我坚持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相反，这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批判性研究帮助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的实证数据，并以连贯的方式分析了复杂的历史材料，虽然这通常是为了说明马克思自己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出错。我尝试刻画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影响，用以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是如何产生新的理论洞见，而理论又是如何反过来指导经验研究的。

本文着重分析了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巩固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演变，那时候《资本论》第一卷刚刚出版，英国正被称为“世界工场”。本文的讨论从关于英国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雇佣劳动的长期争论开始。主流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主动进入工厂，而不是因为财产权利受到侵蚀被迫进入。马克思明确指出，英国工人被迫进入工厂的过程是先发生的，18世纪中叶，英国的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无地工人，即无产阶级，他们被迫转向雇佣劳动以维持生计。

部分经济史学家认为，圈地运动把农民直接从土地赶进了工厂的观点是马克思提出的。实际上，虽然马克思非常强调16世纪初和19世纪初圈地造成的农民急剧迁移，也没有对工厂中雇佣劳动者的实际产生过程进行充分分析，但马克思并未将雇佣劳动的出现看的这么简单。他的主张是，以工厂制度兴起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部门雇佣劳动力的出现。看起来，马克思似乎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较高的工资就会推动劳动力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社会转型非常关键。基本假设是，生产者只有在无法将劳动力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会放弃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起来，雇佣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劳动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谋生的迫切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这是资本家能够控制工人的关键。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阐明了工业劳动力的发展与英国成功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化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关注，将基本生存权的社会冲突引入人们的视野，如土地安置、贫困救济、犯罪、移民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强度和机械化等因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使无产阶级接受工作组织纪律所需的行为转变受到关注。这种工作组织纪律的转变和自动化生产一样，是工厂生产组织形式的典型特征。然而，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说，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中工厂制度的演变时，非常强调技术在塑造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作用。马克思之后，历史学家们对英国工厂劳动力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经验上来说，现在可以更好地考察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分析存在哪些不足，并做出相应的修正。

马克思强调并谴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各种不良影响。他与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丑闻揭发者（muckraker）或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构建了剩余价值理论，用以分析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经济原因和后果。本文第四部分概述和评价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将它看作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微观经济理论。特别地，尽管马克思自己没有恰当的使用这一理论，但剩余价值理论对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之间关系的关注，对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如何影响生产力增长和收入分配至关重要。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回顾了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所做的经验研究。马克思正确预言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化，但给出的理由是错误的。正如劳资关系一样，他过分强调了技术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不仅将从未拥有过的社会权力赋予了英国资本家，还错误地认为德国等地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遵循19世纪英国的经验。不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劳动控制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关注，为分析生产关系在现代工业企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我尝试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与钱德勒（Chandler）关于公司企业战略和结构的观点相结合。

我始终强调社会权力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表现的重要性。马克思一个基本理论贡献是对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中的社会权力做出区分，公平交易（arm’s-length exchange）关系中不存在社会权力，而个性化生产关系中存在实际发生的社会权力。基于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这种区分，马克思构建了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理论。根据我基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料对马克思的重新评价，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说明如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问题不仅仅在于马克思理论的有用性。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经济理论家像马克思一样，如此努力的尝试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或者深入研究机械化生产过程的本质。现代经济学非常需要就生产与交换、社会权力与技术、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等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对马克思著作的批判性评价，既能增加我们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将历史研究和理论推理相结合，以确保基本假设的现实相关性和经验研究的严谨性。

二、财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考察了市场环境中的资本积累过程。他首先假设了一个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世界，在这个商品交换世界中，买卖双方是平等的，社会阶级权力似乎没有立足之地(Marx 1977, chs. 1-6)。然而，马克思只是建立了“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的自由市场概念，以便辩证地批判，因为他接着指出，正如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资本家的财富积累无法与等价交换理论相协调。马克思构建了一套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交换过程的劳动力像所有商品一样，按其价值进行等价交换，但当它从商品交换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就会遭遇不平等。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自己的社会权力，让工人创造出超过工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使预付资本发生增殖。劳动力的价值，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由商品交换规律决定的。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这种社会权力来源是什么？马克思指出，社会权力根源于社会依赖，资本家控制了生产资料，使无产者作为雇佣劳动者对就业的依赖程度，要高于资本家对获得个别工人劳动的依赖。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指出资本家在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中掌握着权力平衡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就写道：

无论在什么地方，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都是由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决定的，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不一致。劳动者希望尽可能多得，因此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提高工资，而雇主通常联合起来压低工资。通常情况下，很容易预见，劳资双方中哪一方占据优势，并最终迫使另一方接受他们的条件。雇主数量相对较少，联合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他们的这种联合不受法律限制。而法律是禁止劳动者联合的。许多为提高劳动工资而联合起来的组织经常被议会的法令取缔，而联合起来试图降低劳动价格的组织通常不受影响。而且，一旦发生争端，雇主总能比劳动者坚持得久。地主、农业家、制造商或商人，即便一个劳动者都不雇佣，也可以依靠他们已经获得的积蓄（stocks）维持一两年的生活。而失业的劳动者通常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下去，更别说坚持一个月，甚至一年了。长期来看，雇主和劳动者相互需要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但雇主对劳动者需要远没有劳动者对雇主的需要那么迫切。（《国富论》）

但是，社会最初是如何划分出资本主义的雇主和雇佣工人的？这种阶级划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斯密没有给出解答。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夜写下这番话时，斯密显然意识到了历史性的转变已经发生，因为他把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原始社会进行了对比，“在原始社会里，没有劳动分工，交换也很少进行，每个人都自给自足⋯⋯（Smith 1937, p. 259）”。斯密接着写道，“在原始社会状态下，经营社会事业也不需要预先的储备或积累。”但是，对于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经济，预先积累（previous accumulation）是一个基本前提。

“预先积累”的解释并不能让马克思满意，因为它无法解释，社会权力在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15世纪晚期被称为农民的黄金时代，因为绝大多数英国劳动者摆脱了农奴身份和封建义务，同时，还没有被迫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与之前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马克思将15世纪到18世纪早期的时代描述为小农生产方式（petty proprietor）。那么，这种小农生产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位给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让位？对马克思来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822马克思认为，无论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积累的资本存量如何，这种原始积累本身并不会导致雇佣劳动的出现，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必要条件。工业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可能是其（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但它并不足以形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

从J. D. Chambers (1953)开始，许多经济史学家试图驳斥马克思“16至18世纪英国农业组织变革是雇佣劳动力出现的原因”这一论点(Ashton 1961, pp.39, 47; Mingay 1963, pp. 98-99;Harris 1963, p24; Chaloner 1964, p. vii; Chambers and Mingay 1966,pp. 90, 98; Landes 1969, pp. 114-115; Deane 1973, pp. 191-192; Turner1984, pp. 67-80)。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家关于农业变革的观点与马克思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由于忽视了农业生产社会关系变化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抓住马克思的要点。例如，兰德斯 (David Landes 1969，p115)反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时，提出：

这个观点假设强制征用行为造成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顽强的抵抗之下创造出了工业无产阶级，即圈地运动将佃农和小农连根拔起，并把他们直接赶进了工厂。

引用了钱伯斯（Chambers）关于圈地和劳动力供给的观点后，Landes继续说道:

最近的经验证据推翻了这一假设；数据表明，与圈地有关的农业革命增加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圈地最多的农村地区的常住人口增长最大。1750年到1830年，英国农业县的人口翻了一番。

马克思并不认为圈地将佃农和小农连根拔起，并把他们赶进了工厂，他也不认为，被剥夺了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在圈地运动后仍然从事农业工作。马克思在分析“所谓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所认定的关键性转变，并非圈地前后农业就业水平的变化，而是由土地所有权重组和土地使用权重新分配所引起的雇佣关系的变化。如果接受了马克思所主张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前提，那么，工人最初是在农业部门还是在制造业部门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对于分析生产关系中的社会变革来说，就是次要的了。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的关键在于，是否认可他所强调的大量生产者与土地分离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必要前提。

包括钱伯斯在内，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在圈地前与土地关系最不牢固的人在圈地过程中失去了土地。但是，只要这些新产生的无产者重新就业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所进入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原来相比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现在可能对驱使他们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反应更加灵敏。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

作为雇佣劳动出现的第一步，圈地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使这些工人变成了无地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使他们的生计依赖于有报酬的雇佣，无论这种雇佣来自于哪个经济部门。

另一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观点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土地的合法权利在圈地运动期间没有得到保护(Chambers 1953, p327; Ashton 1961, p39;Mingay 1963, p195; Chambers and Mingay 1966, p90)，他们的这种观点忽视了财产关系变革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前提条件的重要性。然而，钱伯斯(1953, p327n)自己也承认，“对于那些没有合法权利的穷人来说，事实是[用亚瑟·杨（Arthur Young）的话来说]‘20个圈地法案中，有19个都是伤害他们的，有些甚至是严重伤害’。”正如汤普森（E. P.Thompson 1963, p218)所言，“无论如何伪装，本质上，圈地是依据财产所有者和律师议会制定的财产法规进行的一次阶级掠夺。”

即便我们承认，按照当时的标准，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对土地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农民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但对于18世纪占农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擅自占地者（squatters）和农业劳动者来说，他们只拥有按照惯例赋予的传统权利（customary rights），无法证明自己拥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因而无法获得公正对待。当然，也可以争辩说，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财产权利，所以受到不公平对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争辩并不否认他们在圈地过程中被剥夺了财产这一事实。再一次地，马克思的批评者们忽略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革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直接针对马克思关于自耕农在1750年已经消失的说法。钱伯斯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圈地使自耕农地位下降，进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同时，他试图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圈地之后，小农场主的数量增加，或者至少没有大幅度减少，这一事实来反驳马克思(Chambers 1953,pp.325-332)。然而，钱伯斯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对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社会阶级结构转变的分析。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自耕农消失是因为他们被无产阶级化了。相反，当马克思谈到自耕农的消失时，他指的是独立的农民所有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消亡，他们从传统的土地占有中获得了体面的生活，是小农生产模式的缩影。他们当中，一些人借着15世纪英国农业商业化的东风，实现了阶层跃升，成为了地主或资本主义农民，而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移民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哪种情况，英国自耕农都不再是自耕农了。诚然，1750年后，一些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拥有土地，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但是在资本主义农业世界里，自耕农已不再是决定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作为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社会阶层，自耕农已经消失了。

即便一些自耕农变成了无产者，他们也不再是无地劳动者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统计数据估计，1688年，雇农、贫民和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人口的55%-65%，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40%-45%（Lazonick 1974, p.22)。那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和移民无产阶级。而且，圈地前后，小佃农的生活都很艰难。所以，即便18世纪上半叶自耕农没有失去土地，工业革命之前依然存在大量的潜在无产者（Saville 1969,pp. 261-262)。

最后一种反对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为工业革命提供雇佣劳动力的不是圈地运动，而是人口增长(Chambers 1953, p.338; Chambers and Mingay 1966, pp.92-93)。这种论点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方法的根本。人口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需要思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对1750年之后出现的早婚和建立大家庭的趋势产生了影响？有理由相信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当受雇的农场工人不再是被视为家庭一部分的住家佣人，而成为受短期和非个人合同约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配偶选择和早婚方面的社会约束可能已经瓦解。与此同时，家庭手工业（domestic industry）的发展对童工的需要，为雇佣工人生育子女提供了经济激励，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土地(Clarkson 1985；Levine 1985)。即便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无关，但事实仍然是，越来越多无地工人后代原本就出生在无地的环境中（没有土地的工人，他们的后代出生之后不可能拥有土地）。换句话说，历史至关重要，除非马克思的反对者们能够证明，那些主动放弃了原本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农场，转向为他人打工谋生的人，是英国工业革命中雇佣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否则，对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被迫与土地分离的观点的批评就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马克思的反对者们很难理解他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原因和影响的论述呢？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第一代工厂工人实际招募过程讨论较少，这使得他的批评者和许多追随者将小农生产模式的解体和纪律严明的工厂劳动力的出现混为一谈。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话语风格，对反对者们尖锐的批判很容易激怒他们。反过来，被激怒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反应过度，例如，将“圈地运动把农民连根拔起，并把他们赶进工厂”的论断归于马克思。

意识形态的鸿沟是确实存在的。在马克思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自由平等交换关系的世界这一概念的一百多年后，经济学家们反而更系统地阐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观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程中社会权力的关注。新古典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中，没有对雇佣数万人的大型企业和不雇佣任何人的小型家庭企业作出区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中，支配企业资本家和小业主行为的是技术和市场力量，而非社会权力结构。因为将生产过程的内部运转视为黑箱的理论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史学家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可以被解释为市场交换，甚至是一般均衡的主张，所以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演变的关注就变得难以理解。

对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分析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变革，能够为这一论点提供必要的历史支撑。另外，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忽略交换关系。他的分析展示了，就劳动而言，建立在新的财产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变革如何产生了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被强加给那些无法直接通过土地来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反过来又为马克思的论点提供了基础，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掌握权力平衡的是雇主而非雇员。

三、生产组织

马克思假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是工业资本主义到来的前提条件。他指出，这种转变背后的力量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不同于工厂制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典型形态的兴起。如果不能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就不能自我雇佣，但此时，他（她）还不是一个产业工人，不必遵守固定工作时间和接受直接监督这种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景中习以为常的工作纪律。马克思强调，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资本家对其雇员劳动时间的控制程度。那么，资本主义对英国无产阶级的控制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实现的呢？这种控制的程度如何？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马克思(chs.14-15)将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大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力仅仅是先前手工业时代的手工工艺和手工工具。当这些生产力被资本家控制时，就产生了协作和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通过自动化机械的引入，协作和分工又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开创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克服了人类在生产上的体力和技能界限，从根本上变革了生产方式。机器使劳动者从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变成了自动化系统中可以随时被替代的附属物（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物），为资本家提供了将工作纪律强加给工人的终极武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分析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他将“工场手工业时期”看作机器大工业时期出现前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工厂手工业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多年[1]390”。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1]390”。另一种方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1]391”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工厂手工业是在资本家及其管理代理人的直接协调和监督下，将各种手工工艺垂直或水平地整合到同一地点。

马克思将“工场手工业时期”上升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材料证明工场手工业实际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英国，更不用说主导工业部门了。事实上，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整个19世纪，非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工厂与机械化工厂并存，有时还相互竞争(Samuel 1977;Hobsbawm 1984)。历史研究并不支持马克思的主张，即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工厂制度兴起之前，工场手工业（大批劳动者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是一种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出现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工场手工业，而是建立在包买制（the putting-out system）基础上的家庭手工业（domestic industry）（Pollard 1968, ch.2; Rule 1981; Berg, Hudson, and Sonenscher 1983;Ramsay 1984, ch.3; Berg 1985; Clarkson 1985; Landes 1986)。家庭手工业（或者叫外包活（outwork））中，一小群工人（通常是一个家庭）在监工的指导下，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里独立劳动，监工通常由丈夫或者父亲担任，工作场所一般是家庭住宅的一部分。

如果劳动团队自己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和原材料，劳动产品直接进入产品市场，没有外部资本家介入，就像18世纪中叶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羊毛工业一样，那么这种家庭手工业实际上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在包买制下，向家庭劳动者提供原材料的资本家会非常关注劳动过程中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推动资本家去关注劳动的社会力量越强，家庭手工业就越接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外包资本家能够雇佣足够多的外包工，同时有一个能够让他们根据外包合同迅速完全回收加工过的原材料的法律体系，那么家庭手工业的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就会被大大削弱，在19世纪，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Thompson 1963, ch.9; Bythell 1978;Schmiechen 1984)。

在推动工厂制度兴起并成为工业革命基地的纺织工业中，大规模地存在着包买制。同时，外包工在制钉、钟表和草编等制造业中也广泛存在着。在土地使用权被侵蚀后，家庭手工业之所以能让生产者继续留在农村，是因为资本流向了这些劳动者，而不是相反。无论是作为补充农业收入的副业，还是作为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家庭手工业都延续了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包括劳动时间和家庭时间的融合。在家庭手工业的工作场所，成年男性劳动者可以继续做自己的老板，指挥妻子和孩子的工作。研究表明，18世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an）”非常抗拒进入资本主义工厂，即便是那些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屈从于农业雇佣劳动的人也不例外(Pollard 1968, ch.5; Thompson 1967; Rule 1981)。在讨论原始积累的时候，马克思强调：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

18和 19 世纪工人不愿进入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历史背景，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独立性和个人主义，这种独立性和个人主义是 15-17世纪小农生产方式下财富分散分配时代发展起来的(MacPherson 1962; Hill 1967)。18世纪以盈利为目的经营的工场和为穷人开设的贫民习艺所（workhouse）强化了这种独立性的传统。整个18世纪，议会法案推动建立贫民习艺所，使贫困救济更具惩罚性，通过强制劳动使穷人自食其力，或许，也借此让穷人变得勤劳。马克思指出，斯密在1776年的著作中交替使用了“手工工场（manufactory）”和“贫民习艺所（workhouse）”。正如波拉德（Pollard，1968, pp. 190-193）所主张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先头部队（pioneering factories）严重依赖不自由的人，即所谓的教区学徒（parish apprentices），强化了人们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视为公共贫民习艺所的认识，在大家看来，在工厂工作的人只不过是从当地济贫法当局的监督下转到了工厂主的监督下。

就像在车间或工厂环境中一样，在包买制下，家庭手工业劳动者期望以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包买制下资本家的利益则正好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付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所能行使的社会权力，都取决于哪一方控制了实际生产场所。在车间或工厂里，资本家可以设置劳动时间，并直接监控工作节奏。如果工人供给小于资本家的需求，他们可能直接忽略工厂资本家的规定和命令。因此，我们预期，工人供给越充足，工厂运转就越成功。但是，无论劳动力供给的条件如何，对资本家来说，车间或工厂使他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如果想在这里（车间或工厂）工作，就必须遵守他的规则和命令，这是雇佣条件。

如果家庭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工作，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家里，他们作为直接生产者可以对组织结构、持续时间和工作节奏有更多的控制。对于资本家来说，家庭手工业的好处是固定资本和管理结构（managerial structure）投资相对较低，但代价是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交给了工人。在18世纪，不能指望家庭手工业者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努力而稳定地工作。与工厂环境中劳动行为的时间导向相反，从传统农业中生长起来的家庭手工业的劳动行为倾向于任务导向(Thompson 1967)。实际上，任务导向的劳动行为意味着，给定时间内，劳动者的生产刚好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家庭手工业者经常被指控劳动时间不规律，长期占有并不合理地使用资本家的原材料等。因为工作场所是自己家，家庭手工业者可以借此逃避资本家的监督，在劳动过程中偷工减料，采用掺假或者拉伸尺寸等方式让产品达到资本家要求的重量和尺寸，以此获得更多的收入(Marglin 1974, p.51; Rule 1981; Berg 1985,pp. 221-222, 308-310; Landes 1986)。

因此，家庭包买制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的车间或工厂里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劳动过程的管理方面，家庭手工业者更像是分包商而非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工作场所、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其他辅助材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提供机器。和与资本家签订劳动合同、要在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场所内固定工作一段时间的雇佣劳动者相比，家庭手工业者拥有独立地位的关键在于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然而，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家庭手工业，降低了外包工的生活水平，同时又维持了包买制的商业活力，使它可以和车间或工厂展开生产竞争(Thompson 1963, ch 9; Bythell 1969)。尽管纺织厂从1798年就开始使用动力织机，但19世纪的前40年里，纺纱工厂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包买制下手摇织机的扩张。到1830年，使用中的手摇织机数量已经是动力织机的四倍多，而在世纪之交时相对有吸引力的手摇织机织工的工资已经下降到贫困水平。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厂大规模引入动力织机，手摇织机数量随之急剧下降。

因此，先于工厂制度出现的是家庭手工业而不是工场手工业，而且，即便是在工厂制度确立主导地位的工业革命期间，家庭手工业仍然是工厂制度重要的替代形式。如果像马克思假设的那样，工厂制度出现之前，工场手工业已经作为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导模式实际存在了两个多世纪，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工人早就习惯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雇佣劳动。然而，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是按照他的假设，人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时期，英国的无产者正试图通过在自己家里从事生产活动这种方式来保留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保护他们在生产管理、劳动时间和工作节奏等方面的控制权。当家庭手工业，而不是手工工场成为历史的选择，能否吸引劳动者进入集中工作场所，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家庭手工业强化了英国劳动者对进入工厂工作的抵抗）。

马克思几乎没有对英国工人开始受雇于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历史条件展开分析。断章取义地看，在马克思对工作日长度历史变化的分析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涉及“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对监督和规范的工作的反抗。马克思认为：

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

然而，从马克思对工作日长度斗争的分析来看，很明显，他所说的“自由”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不是从工人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角度来讨论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劳动者“能动时间”的数量方面展开分析的。对马克思的反对者来说，即便他们没有抓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生产关系转变的分析这一要点，通过将无产阶级化和工厂劳动力的产生联合起来，他们也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对工厂劳动力的实际产生过程展开分析。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他最喜欢的亲资本主义理论家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话，说道：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四、剩余价值

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注释：

[1]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来源：Lazonick W. (1987) Theory and History in Marxian Economics. In: Field A.J. (eds) The Future of Economic History. Recent Economic Thought Series, vo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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