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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格代表着一种复杂的状态，它的体验绝不是简单的。
个人作为一种生物从社会分离出来，其存在主要取决其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到精神上无家可归。如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写道，孩子面临一个新的技能领域，可以对他们的父母说，他们的经验对现在这个新世界的生存不再有帮助。
现代人不仅意识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还感觉到文化的概念已经改变。 经典的主体哲学区分一个不变的、实质性的 “我 “和它不断变化的表象，或意外。这种模式显然对自我体验不公平，因为自我体验总与社会环境、信仰和文化相联系。人类无法将不断变化的文化特质与人格分开，所以对社会和谐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愿望
个人身份建构的视野
人格由人性造成的，它与动物不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经常被个人体验为一种精神波动。为了固定个人身份，必须在 “存在”、”想要 “和 “服从 “之间取得平衡，这三者都在竞争人类的自我理解。
这种永远不可能消除的差异体验，使关于自我问题的答案比关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问题答案难得多，因为后者相比之下似乎简单。
在封闭和传统的社会中，个人仍然受到集体行为和固定思维模式的约束。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着核心作用，反映了儒家哲学的强烈影响。孔子的世界是一种父权制的文化心理建设，其中等级制度和几何秩序占主导地位。在普通话的学习模式中，人们尊重祖先，尊重父亲，尊重妇女–母亲、妻子、妻妾、女儿–她们都知道并保持自己的位置。只有外来者才会出现个人身份的问题。
身份和个性
对现代身份参数的概述表明，如果不澄清个性，就无法形成一个可行的人格概念。这里提出的个性概念包含了比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差异更多的内容。从客观角度来看，身份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像人这样的事物无疑可以通过确定其特征来识别。即使两个事物具有所有相同的特征，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它们的时空定位将其分开：因为没有一个事物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如果一个人从客观经验转到主观经验，身份和个性就不会重合。除病态情况外，没人会把自己与他人混淆。然而，我们可以说 “我”，并不要求我们对特征或生活有了解。这里，”特征 “不仅被理解为外部特征，也被理解为内部特征，因此，被称为 “人物的特征 “的东西。
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中的多重身份
“失控的世界 “这一概念是乌尔里希-贝克引入社会理论的。 贝克关注的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个人被留在 “功能世界之间徘徊”。对一个日益平等的社会来说，基本原则是要求人们组织自己生活的更大部分。
这导致公民 “选择性简历”，以及社会关系的原子化，使个人在更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如今，这些变化在被解放的妇女的生活和不同于核心模式的家庭模式的扩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生存的意志
德国生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为理解个人身份，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对叔本华来说，个人身份不来自知识最高点的 “我”，而来自生活各方面的自我保护的努力。自我保护的原型不是饥饿，而是以动物性形式存在的爱。
由于人类被一种 “盲目 “的意志所驱使，他们感到自己与所有其他生物是一体的。这就是叔本华形而上学的经验性内容，它将意志假设为自然界的 “本质 “或事物的本身。如果把形而上学的猜测搁置起来，重要的见解仍然是：生存意志是个人身份的情感基础。
叔本华称智力是意志的仆人，意志依赖于知识，如果任由自己冲动，肯定会毁灭自己。智力和意志并不像康德著作中的感性和思维那样形成二元对立，但智力是意志的一个表象，是它的可见形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装置的构建
弗洛伊德将自我意识的统一性所依赖的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关系简化为性冲动的互动；而个人的生存则取决于这种互动的成功。这可能导致自我的危险分裂，这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的内部矛盾和动荡相对应。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从未超越叔本华。
从婴儿期的性行为到自我升华
他对个人身份理解有限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弗洛伊德将婴儿期的性行为作为自我发展的模式。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性行为在幼儿期出现，并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欲阶段，婴儿吸吮母亲乳房的欲望成为目的，与提供营养无关，”因此可以被描述为性”口腔阶段转变为生殖器官阶段，在青春期结束时出现了 “生殖器官 “阶段。这个阶段，弗洛伊德把女孩描述为被阉割的男孩，因为她们不得不满足于用女性器官作为男性器官的替代品。 弗洛伊德从每个阶段推导出病理特征：躁狂抑郁症患者停留在口腔阶段；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仍处于生殖器官阶段；焦虑性神经症患者则处于生殖器官阶段。男性对阉割的恐惧对应于女性的歇斯底里，是一种由精神分析发明的疾病。
自我心理学的发展：海因茨-科胡特
海因茨-科胡特，原籍维也纳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以发展自我心理学而闻名，他大胆地问道，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内，个人身份是如何产生的。与关注驱动力、内部冲突和梦想的传统精神分析不同，自我心理学非常强调社会关系的变化。
超越弗洛伊德的这一步在于对儿童主体性的新评价。儿童不仅在获取食物中寻找满足，而且被一种自我表达的情感需求所驱动，这种需求超越了其基本需求。这背后是一个有机体的能量模型，科胡特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从一个 “虚拟自我 “开始，其主要过程必须被描述为 “在张力方面–张力的增加，张力的减少–而不是在可言语的幻想方面”。
母爱和情爱
科胡特通过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转变为自我心理学，为社会心理学开辟了道路。与个人自我反思的理论相比，他的自我对象理论有一个优势，即主体性可以从人际关系中获得。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孤立的主体的理想主义的虚构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科胡特把他的观点集中在母子关系上。亲子关系，尤其是母子关系在本体上是最原始的经验。
科胡特的自我心理学将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整合为一种自我概念，将主体性的人际关系放在首位。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强调父子关系，科胡特集中于母子关系。这比弗洛伊德的父权制偏见更进一步，并且符合本体论观点，母亲和无助的孩子之间不对称关系占主导地位。母爱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总是包含侵略性，甚仇恨时刻。这些时刻表明，自我的构成要根据爱神的模式及其对心爱伴侣的矛盾态度来重构。在情欲的配对关系中，人格是由遮蔽和揭开的辩证法形成的。
不幸的是，性取向有危险性。在消费主义的新世界里，性已经沦为一种随时可以得到的商品。由于1968年的性革命，人们在塑造个人个性方面感到自由，但实际上他们是商业利益的受害者。 情爱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其主要功能是表明个人的承诺和忠诚。在塑造个人性格的社会环境中，长期的情爱结合似乎是最重要的。
全球世界中的个人身份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有 “功劳和苦劳”。 首先，让我们考虑全球化的功劳。显然，全球交流有助于减少指导和控制各种社会行为的愚蠢偏见。生活在乡村小城镇的人常常感到被邻居控制，并倾向于培养敌对情绪。 在城市里，共同生活更加务实，因为它是由金钱主导的。 因此，城市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新的个人生活方式。
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拓宽视野的过程，但同时，它也涉及到扎根于祖国的文化认同的消解。这种矛盾性使我的新综合体既不是不相容的文化的冲突，也不是统一文化的最终状态。相反，它是不同立场的互动，是一种文化交流，甚至在他们关于个性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对抗中，双方都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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