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考研，香港中文大学考研难吗
7月3日，记者有幸专访到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郑永年向记者传递了两个主要观点：香港须构建“有效政府”；相比发展与大湾区内地城市高度同质化的制造业，不如专注自己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郑永年认为香港政府由政权移交中产生，终归是一个弱政府，若希望香港未来真正实现“由治及兴”，香港仍须构建“有效政府”，施行“有效管治”。但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目前出现的资本转移等现象，郑永年却认为不足为惧，他指：商业行为都是暂时的，只要香港状况好了，这些资本会随时回流。
以下，是记者整理的，与郑永年的部分对谈实录。
政府有实效 需先构筑“有效政府”
记者：日前有调查指，8成受访青年不了解港府青年蓝图，港府制定政策，如何更贴近民众？如何能收获更多实际效果？
郑永年：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效政府”。
首先，政府必须要有Power（权力），你看香港政府，在所有的机构中，香港政府是最弱的（郑永年原话：Hong kong government is the weakest），你看新加坡，它虽然中央集权，但不见得他做的不好，你看新加坡的社会组织这些，它们不仅由政府管理，甚至很多时候，政府也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你看李显龙，他反而能（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听得到社会意见。新加坡年轻人不用“上街”，他们可以直接和总理对谈。
所以香港不要总围绕着所谓的民主啊，中央集权之类的东西在纠结，不要只关注意识形态（郑永年原话：Do not focus on ideology的东西）。
政府要关注如何吸取更多的社会意见，就像香港现在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特首顾问团），就是听取社会意见的。或者像我们政协，广开言路，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不要看好像美国国会有下议院、众议院，但有lobby（在会议中游说议员）啊，这些informal（非正规）东西太强了，利益集团的实力太强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说到枪枝管制，一说到堕胎，就不行了（无法通过）。所以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香港实际上同样有个特点，即政府很弱，利益集团反而很强，所以香港需要构建“有效政府”。且构建有效政府，不是看政府的“大小”，比如新加坡政府，它虽然很小但是相当强势。
记者：那么如何减少利益集团对香港未来发展影响？
郑永年：每一个人一定会为自己说话，其实，以前也是日本也一样，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靠开放政策，在外部影响力与内在影响力中逐渐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开放很重要，香港实际上也是一样。
记者：在构建“有效政府”上，香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我们说，香港公务员团队是世界一流的，它的行政效率非常高，但是因为香港以前在港英当局下，香港（公务员）就缺少很多考虑，因为不需要（考虑制定政策）。
比如美国你看它（创科）发展得很好的，产业政策很平衡，它就是一个有效政府的问题，当然，这里的“有效政府”不必和民主等同，不必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我倒觉得，现在是一个机会，因为（香港）以前不行，会拉布，现在国安法通过了之后呢，政策一讨论就通过，反而要更多听社会意见。
至于港府如何成为一个“有效政府”，每个国家及地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首先，这个政府要稳定（stable），不要一年换两个政府；第二，这个政府必须要能作出好的决策；第三，这个政府必须有强制执行（enforce）的能力，比如社会产生了问题，你要有能力解决问题并产出正向结果。
记者：4月，港府允许ChatGPT商用，政策一出，招商引资效果奇佳，这项政策，或许可以被考虑为一项“有效政策”，未来港府如何制定出更多类似的“有效政策”？
郑永年：就是政府要从实际出发，必须要广开言路，一定要想着社会需要什么。
新加坡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很强势的政府，有执行力的政府。李光耀曾说过：一项政策只要符合新加坡长远利益，即使今天有很多团体反对，我仍要去推行。因为很多人是短视的，看不到长远利益。其实这样的标准，放之香港亦然。
▲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部分主要官员合影。（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图片）
东亚社会 有不一样的人生哲学
记者：或许，我可以认为“绩效合法性”是符合香港社会的治理模式吗？
郑永年：当然，不止香港，整个东亚社会都是这样。东亚社会，不像西方社会，成天关注“right”，我们有不一样的哲学，西方社会认为“what you have is what you should have”(天赋人权)，我们东亚社会，儒家哲学是“what you have is what you earned”（权利靠自身努力）。
我们凭借劳动赚来权利，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绩效。
所以以前好像（香港）一直被西方哲学影响，但其实（以前）的做法并不是香港，或者说是东亚社会所需要的。
虽然西方社会，也讲绩效，但是东亚社会表现得更明确，因为我们的权利意识不像西方那样，一般的老百姓群体，他还是很现实，他的核心诉求，就是我的生活要好。所以香港现在也应该建立KPI机制，注重绩效。
避免同质化竞争 从无惧产业单一化开始
记者：您之前也提到，香港产业单一，要开放、要加速融入大湾区，请问香港如何在融入大湾区的过程中，做好规则衔接，避免同质化竞争？
郑永年：香港这几年，其实包括社会管理等大多数方面，并没有出问题。所以香港规则对大湾区其他城市而言很重要，如果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跟香港规则接轨的话，也就是跟国际接轨了。但大湾区也有一些诸如深圳、广州的城市也有一些好的标准，香港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构建Hong Kong+的规则衔接机制。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每一个地方一定程度存在碎片化地在做（产业），没有真正地协作起来，所以我们在研究时，也希望大湾区能达到欧盟这样的成效，避免同质化竞争。
比如香港之前做的很好的金融业，就继续做起来，继续发挥优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
香港“再工业化”，我就认为完全不必做，因为如果香港都要去发展（大湾区其他城市已经有的）制造业，那就是更高度同质化了，这就没必要。
记者：如若只增强优势产业，香港产业单一化问题加剧，如何对抗外围风险？
郑永年：如果大湾区真的能做到融合发展，这个风险，就是大湾区共同的风险，如果为了怕风险，什么都要做，就像朝鲜，什么产业都做，但你看它抗风险的能力，很强吗？
还有比如说澳门，你如果说香港产业单一，澳门更单一了，但是澳门地方这么小，发展那么多产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所以劳动分工很重要，欧洲就有很好的劳动分工，香港做好香港的事，澳门做好澳门的事，这样才能各自出彩。
从规则衔接上来说，有利可图的东西，政府不用说，商界就会自己做。而在顶层设计层面，就需要政府出台精准的政策，增强大湾区内部的协作能力，比如假设深圳跟广州互相抢企业，广东省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对广州说，广州从深圳拉来的投资不算考核，只有从境外拉来的投资才算考核，这就很容易避免了两个城市的“内卷”。
（文 ︱ 本刊记者 沈雨青 梁帆）
（原文刊登于2023年7月10日出版的香港《经济导报》，总35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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