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考研，新闻与传播考研院校排名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张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原载于《中国编辑》2023年第Z1期
摘 要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经历了叙事为核心，社会科学作为方法以及技术交叉作为路径的历史变迁。 而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学科有必要构建一个耗散结构，来进一步完善学科的主体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应当更加重视叙事能力，对话能力，感知能力，融合能力，并以价值观教育和实践教育作为支撑，构建教育内在的有序结构，发展出更加复合的培养体系。
【关键词】全媒体 人才 耗散结构
近年来，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多个学科开始进入到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各种实务领域。这些多学科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打造了新的实践平台，同时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构建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一方面，多个学科都关注到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并开始参与新闻传播的知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不同的学科人才培养中，也都对传播素养给与了充分的关注。因此，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开始出现一种忧虑，如何能够在全媒体时代自主的完成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应该说，人才培养的忧虑，和对新闻传播主体性的学科反思是密不可分的。百余年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全媒体时代的人才培养，分别是学科发展的内涵和延申。新闻传播教育由知识体系发端，以人才培养为工作重点，随着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的不断发展演变。因此，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当前新闻与传播领域热议的问题。
但是，为何而跨，如何做好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在融媒体时代的人才培养应当从什么方向跨，才能够完成人才的自主培养。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讨论全媒体环境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学科主体性的挑战和回应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是人文社科知识体系的迟到者。尽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到今天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但是作为一个高度基于实践工作的学科，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一直围绕着两个主体性开展，一个是技术驱动的主体，根据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的培养；另一个是民族国家的主体，基于不同的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角色不断完善媒介的构建和发展。其综合而言，就是“新闻传播理论转型为信息传播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变得日益显著。面向未来社会的信息传播理论将成为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理论范式。”
在这百年历史中，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初新闻教育在全球发端开始，构建了极为重要的人文主义传统，也成为了新闻教育的核心，其内在价值到今天还在指引各国新闻教育工作。这个阶段的发端，意味着技术上讲故事作为基本的新闻传播教育核心，而且意味着以人为核心的历史观、社会观、价值观成为了讲故事的外围结构，也成为了构建知识体系核心的必然要素。在这个时期，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是比较明确的，以写作、摄影、摄像等为叙事的核心，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和通识教育作为培养体系的支撑，共同组成了新闻传播主要是新闻学人才培养的模式。直到今天，在全球大多数新闻学的高等教育中，这一路径依然有很清晰的示范性。
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范式的。来源中具备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和多元范式，使得新闻报道产生了很强的兼容性。而传播学的发展，则更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带来了量化处理的思维，也对海量的社会信息进行了更加结构化的处理。基于多学科的方法论，不仅参与了传播学知识主体的构建，而且也参与了新闻传播主要是传播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在这个时期，因为范式的更新，人才培养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不仅是因为新闻传播领域在战后的职业发展更加广阔，而且也因为人才培养中知识视野更加开阔，广义的传播学研究中，人际、组织、大众、国际都逐渐开始成为人才培养的分支，公共关系和广告学等也逐渐成为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个阶段，则可以称之为21世纪以来的技术交叉路径。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新闻传播行业是最早最敏感运用互联网技术的人文社科行业。直至21世纪社交媒体的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始进入新闻传播行业的使用，这种技术交叉路径也开始逐渐影响人才培养的主体性和目标性。毕竟技术与报道的增加和对接，更意味着除了叙事能力和科学方法，教育应当更加重视技术思维、技术专长的开发。技术甚至对于叙事的方法论都产生了挑战。新闻传播教育界对于技术交叉路径的相应是非常积极的。21世纪以来，全球多所一流高校开设了与网络传播、新媒体相关的新闻传播新专业，甚至部分高校和理工科一起共同举办相关的专业方向。近年来，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在传播行业中的深度运用，促使新闻传播教育者一方面反思算法困境，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教育中对算法、智能的深度交叉。
这三个阶段不是替代的，而是叠加的。因此，新闻传播这一学科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以叙事能力为核心，以多元社会科学方法论为范式，以学科交叉为发展路径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在过去一百多年历史进程中，每一次知识体系的冲击，其实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教育本质，而是进一步增强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耗散结构。毕竟“学科的发展总体上是知识行动者（包括精英）及其思想与所属学科甚至是所处社会制度动态交错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津在物理学中提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之后，很快就成为了社会科学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耗散结构与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后来共同被称为自组织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一个不断变动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情况下，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的研究，已经从理科逐渐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新闻传播知识体系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开放系统，因为技术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使得这个系统必然开放而变动。而多元学科的交叉和冲击，其实会不断帮助学科知识结构自身进化为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全媒体环境下
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变迁
当然，新闻传播知识体系成为这种耗散结构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一个内部熵值因为政治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加，外部又因为技术变化而带来更多信息的结构。从本质上说，新闻传播关注信息的流动规律，研究公众、社会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从最初对新闻业务和媒介的研究教育，到后来各类传播信息的关注，再到对于媒介外的信息载体的研究，新闻传播所关注领域的变化是十分迅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科内部的结构就不会保持既有的稳定。上述三个阶段，只解释了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变化，但是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对于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转型影响都是巨大的，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战之后，全球新闻传播活动，开始逐渐呈现出更多的叙事与方法的结合，对于叙事逻辑、研究方法的要求不断增加，使得教育教学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革命。
而在互联网发展之后，网络的影响已经逐渐开始改变新闻传播的不少本质属性了。了尤其是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媒介技术的变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强烈。此前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的变革，是在不断满足个体搜集信息的感官。而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却从传播结构上颠覆了以往的传播路径。从新闻传播的本体论角度来说，尽管信息仍然是知识体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信息的生产者、使用者、渠道、规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研究对象都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单一学科问题，现在变成了复杂的多学科问题。比如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渠道问题，这就是不仅是一个渠道、平台抑或技术问题，而且是政治学之于主权和哲学之于伦理同样关注的问题。
同时，新闻传播教育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开始变得多样化。仅以叙事而言，叙事方式从文字到声音，再到视觉画面，再到基于移动终端的综合表达，叙事已经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叙事上对于文字、视觉和互动的配合要求就变得更高。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叙事中的进一步使用，又增加了新的叙事教育的维度。“讲故事”这个单纯的工作，在复杂的数据和算法中，就变得更加立体。方洁等就认为，数据对新闻叙事带来的能力变化包括“获取能够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数据；运用合适的软件工具分析数据；把通过分析发现的有价值的内容制作成数据报道。”[1]叙事从对事实的叙述，到对现象的描述，再到对状态和趋势的勾画，从文字、到画面、再到数据表达，仅叙事能力一项，新闻传播教育承载的因素就十分丰富。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第三个阶段的技术交叉，就已经不仅只是一种路径，而且带来了学科知识体系结构性的变革。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增量越来越多，需要重新梳理教育中涉及到的要素，另一方面外部的知识交换也更加频繁。知识体系的耗散，带来了教育体系的耗散，甚至被教育者和教育者二者之间的角色都开始出现更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之间使用新媒体的程度不同，对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理解差异很大，甚至教师不如学生熟练掌握社交媒体叙事。石长顺等人在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媒介创新时运用耗散结构认为，“因此，大数据时代中的信息收集、处理与应用弹性正是耗散结构中的流动值，外界及组织自身的信息输入、输出的交换为构建媒体内容创新的耗散系统提供了阀值。”实际上延伸来说，大数据时代新闻教育中的内部熵增，以及与多学科交叉的信息输入和交换，也都为教育的耗散系统提供了熵值。
那么新闻传播教育就需要进一步寻找有序结构，对抗知识体系内部的无序变动，这就必须要更进一步接纳多个学科，找到多学科交叉的最理想状态。因此，我们首先要创造一种条件，使得学科知识结构不断进化，也使得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不断进化为一个更加稳定的有序结构。这种条件的形成本身一方面需要教育者能够尊重和掌握媒介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停留在传统媒介的条条框框之内，另一方面也需要教育者能够及时调整方向重点，尽可能探索教学共识，并从而衍生出教学的核心和边缘。如果说在本科阶段，新闻传播教育的重点开始通识与媒介素养，力争培养“通才”，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新闻传播教育就应该更重视方向性的“专才”，满足交叉过程中的复合知识需求。
耗散结构下的新闻传播人才能力培养
如果说因何交叉不是当前的重点，那么今天的问题更应该是，如何交叉。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核心挑战在于，教育者并不直接掌握技术变动的关键，常常因为技术驱动或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而被迫适应环境的变化。其培养的核心，也在于如何更好的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培养参与、服务甚至引领媒介环境变化的人才。李良荣等学者曾认为，“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已经无法适配融媒体时代的产业和社会需求。而针对目前教育体系的短板，“技术—表达—思想”逐级递进的金字塔式新闻教育体系可能是未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
与之相似的一个问题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要培养全媒体时代有竞争性的传媒人才，则需要在现有的人才培养基础上，更有前瞻性。其前瞻的核心，不仅是对于行业趋势的判断，而且是对于未来从业者基本素养的判断。如果20年或者30年之后，新闻传播教育依然能以一种带有学科特点，但是同时也有比较广阔边界的专业教育，来培养更多的新闻传播工作者，那么今天的教育者就要对未来从业者的能力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全球知识体系的构建中，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也是一个技术深度融合，学科深度交叉的时代。尽管西方知识界公认亚里士多德开始将知识划分为学科，十二世纪开始繁荣的大学在欧洲的学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通识教育运动和自由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对于交叉学科的观念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他并进而认为，跨学科的学习促进了至少五种能力的培养：（一）形成并运用视野选取技术的能力，（二）对复杂问题形成结构化知识的能力，（三）创建或发现矛盾见解之间共识的能力，（四）整合两门或多门学科矛盾见解的能力，（五）导致认知进步或更全面认识问题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全媒体人才培养要重视以下四种能力。首先仍然是叙事能力的培养。在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中，叙事能力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文字、视听、融媒体都有一定的差别，而在全媒体环境下，叙事的结构和逻辑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新闻传播叙事中的两个核心因素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一是非虚构，二是时效性。非虚构所代表的真实、客观、平衡，是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而时效性则代表了新闻传播叙事的根本竞争力。叙事的根本，是对“媒介即人的延申”的一种确认。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媒介形态，这种延申最终都要通过传媒人来实现。
因此，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当前存在着对两种人才的高度重视。第一种人才居于这个学科传统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是一种以叙事能力见长的核心人才。但是第二种人才我们也应当给与足够重视，这种人才就是处于学科交叉核心地位的所谓“边缘人才”。这里的边缘，不是不符合新闻传播发展主要路径，而是在学科与学科的交界处，是对学科交叉十分熟悉，甚至能从其他学科视角看待新闻传播、参与新闻传播工作的人才。这就与接下来的几种能力高度相关。
其次是对于相关知识领域的对话能力。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知识系统，新闻传播学科所培养的人才，需要有充分的对话能力。这种对话能力，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构建一个符合新闻传播人才成长规律的通识环境，同时鼓励学生在某一特定领域自由生长。对话能力的表现，是拥有对不同知识领域主要方向和前沿的认知，对知识逻辑的归纳，以及对相关学科方法的了解。甚至在社交媒体发展的深入阶段，当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逐渐开始成为影响甚至掌握媒介的主要工具的时代，如何限定社交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范畴，并且将其纳入到新闻传播力所能及的培养环节中，也需要教育者能够将技术转化为可对话的认知和逻辑。这种对话能力的核心，根本上就是方法论和阐释学的要求。二战之后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交叉，其方法论和阐释理论都与传播学相互交融。尽管方法论在研究中并不是唯一的科学衡量标准，但是方法论是对话的前提。
再次则是全媒体环境下的舆论感知能力培养。传统上我们常说，新闻工作者要有好奇心。所谓好奇心，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感知能力。全媒体时代的舆论感知能力，不是通常意义上对某种特定舆论的关注，而是对舆论成因、发展逻辑、潜在风险的把握和归纳。毕竟全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研究，更具有独特性。这时候的舆论环境，不仅是媒介的引导和议程设置的效果，同时还包括了社会情感因素，网络议题的扩散方式，甚至是受众互动程度。同时，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国际传播工作者所面对的舆论环境还要叠加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理解不同的文化特质、表达方式，这些都会对舆论的形成和走势产生影响。舆论感知能力的培养，是对舆论和舆论成因的敏感程度、分析水平和判断能力。
第四就是全媒体时代的融合表达能力。媒介融合带来的一个重大冲击，是使得传统媒体人脱离了单一的工作状态，被迫进入了媒介融合的表达环境中。文字、图片、视听、短视频、可视化能力以及反馈和互动，都是融合表达能力的核心。未来的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在这种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独立工作，或者组建和参与团队，则需要对全媒体的各种表达形式都熟练掌握。其中的关键，是文字表达和视觉表达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表达能力其实还包括在不同的媒介场域中选择表达方式的能力。由于当前平台型媒体已经日渐成为媒介融合的主要平台，新闻传播者的任务既要服务于平台，又要服务于机构，则进一步提升了对于融合能力的要求。
综合来看，这四种能力延续了新闻传播教育一百多年来的传统，也需要对知识体系的拓展做出回应。我们应该承认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的动态性，但也应当知道这种知识体系基于现代性的基础，代表了人本和理性的发展方向。通过信息的自由流动而创造一种信息秩序，满足公众对信息提出的各方面需求，这个发展目标并不会因为全媒体环境的复杂深化而带来根本性改变。
正如陈昌凤等所言，“由新技术打造的社交媒体，实际正在带来交往性质（亦即传播属性）的变化。”哈贝马斯等学者也正对这种属性的变化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进而认为能带来传播属性上的一次跨越。这种跨越本质上也要求人才培养的机构进行跨越，而不是对人才培养的属性带来改变。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重新寻找和重申新闻传播本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对于多元场景下叙事能力的培养仍然是核心。其中，新闻传播的叙事，不仅是新闻报道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其主要覆盖了涉及到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形态叙事，其角色也不是新闻工作者这一种职业，也涉及到以叙事为主要功能的各种社会角色。其实在人类的新闻史上，多元场景下的叙事能力就不是一个陌生事物。无论是新闻学的发展，还是传播学的进程，都解释了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叙事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全球体系的发展也迫使这个学科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叠加新的认知。从方法论到技术驱动论，新的认知体系最终仍然是服务于叙事这一基本功能的。
价值观与实践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意义
在这样的培养过程中，除了四种基本能力之外，新闻传播教育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撑体系，一个是价值观教育，另一个是实践教育。二者在全媒体人才的教育中都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价值观教育面对复杂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的自洽，实践教育则面对多元技术场景叠加的熟悉和掌握。
新闻传播专业，在历史上是一个与意思形态高度相关的专业，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对这一专业人才的深度影响。甚至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新闻传播依然扮演了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政治家办报”这一概念在东西方都是一个对新闻传播工作者重要的预期。胡翼青就认为：“面对这样的时代，未来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理念是发掘人作为媒介的可供性，媒介即人，人即媒介。”那么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是对人的基本价值和媒介能力的再教育。而谈及人的基本价值教育，知识体系的耗散结构和上述四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不会削弱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反而会强化这一基础教育的意义。从技术政治的角度来说，每一次技术进步其实都带来了技术背后的重新赋权，社会阶层的调整，身份政治的变化。新闻传播教育如果进一步接纳技术的交叉，在媒介技术的教育开始前，要强化智能伦理，技术治理（technocracy）这些关键课程体系的设计。
如前文所述，新闻传播的学科主体性，一者源自技术驱动，一者源自民族国家。除了技术政治之外，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新闻传播未来的教育中还应当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个过程中，要通过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于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有一定的了解，能够自洽地在各个领域、各种文化对话中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政治逻辑。例如在近年来学术界多讨论的中国特色问题上，“以 ‘中国特色’为目标建设中国新闻学，呈现和突出中国经验、中国资源、中国数据、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就体现了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体性。
如果说，全媒体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是打造能够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多种传媒叙事工作的跨学科人才，那么价值观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这样的人才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开放的全球视野和敏锐的意识形态识别能力。这样才能完成作为媒介的人，其媒介属性的打造。因此，在全媒体人才培养的下一阶段，价值观教育仍然是核心教育内容。这些课程不仅服务于更好的叙事能力、感知能力的培养，而且对于学科教育的主体性也有直接的推动。在不同的国家，价值观教育的体现方式有所不同。一些国家体现为新闻观的教育，一些国家体现为专业主义的教育，而对于政治观念、经济思潮和文化研究的教育，是辅助新闻传播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另一方面是多元技术场景下的实践教育。新闻传播实践教育的最特殊之处，就是有一个开放透明的实验室，即媒体。媒体为新闻传播的实践教育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情境，这个实践场景完全脱离课堂，融入最真实的社会，因此新闻传播的实践教育，就是完成理论到实务的对接。全媒体环境下，这个实践的场景开始具备了多元技术背景，场景的复杂性也就更明显了。
实践教育不仅要完成对现实社会的叙事、对话、感知和融合，还要完成对技术叠加后场景的叙事、对话、感知和融合。田间地头是实践场景，虚拟空间也是实践场景。全媒体时代的实践教育，技术叠加突出的是“跨界“。跨媒介，通过理解认识当前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实践，突出媒介融合的实践教育，在实践教学场景、作品创作、理念运用和成果产出上突出跨媒介；跨行业，通过理解当前各个行业对于新闻传播技术人才的共同需求，构建一个多种行业合作的实践教学场景，在教学、应用和成果产出上突出跨行业；跨国界，理解和认识当前全球化对新闻传播内容的影响，突出多元文化在单一媒介事件或者媒体活动上的对话，在实践场景设计、课程规划和成果产出上突出跨国界。也有学者将这种跨度称之为”集群形态“：“打破既有新闻传播学院教育的藩篱，在一个多元框架下聚集不同院校、专业、行业和国别的力量，构建跨院校、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育人机制，共同驱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价值观和实践教育，二者是全媒体人才四种能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支撑。新闻传播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高光学科，恰恰是因为其对于现实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人才进入现实场景的直接对接，和与历史现实的直接对话。价值观和实践两个教育体系，要为这种“直接的优势”接续更多可能。在未来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领域的精英，未必都是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人才，但是新闻传播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当尽可能成长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精英 。
结语
近年来，政治价值观的纷争，民粹主义的回潮和话语体系的安全化，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各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影响。因此东西方不同的国家都开始出现软实力的焦虑，也开始出现新闻传播焦虑，以及对人才培养要求的再度高涨。除了专业院校之外，像Poynter这样的著名在职培训机构，也进一步开始规划对初级人才的提质培养。
总体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的耗散结构，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在耗散结构中，教育是促进有序增长的关键手段。其实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爆炸的时代，不光是新闻传播学科，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有一定的自主性焦虑，也对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代表了传统学科分类在全媒体环境下需要的新理念和新教育模式。因此，有效构建一个基于学科发展的耗散结构，并为此重新梳理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就能更好的推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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