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的“同谋”
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
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
六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
此后，六月十五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将军的身影，孙实际上，受到看管侦讯之中。
外电率先报导孙被捕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
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
孙说：“……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
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
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23]那末，究竟是什么事，是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
，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
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坦言指责，认为“步骤仓卒”
，“事前未有整个计划”
，“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
（24）八月二十日，蒋先生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
，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
，[25]可以看得出，蒋先生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
，试举《祖国》的社论为例，该文说：“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祯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
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
之中。
“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臭’，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
[26]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政府“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
，“洗雪前衍，以正视听。”
“（1）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典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
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
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谋，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谋，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予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2）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
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谋罪名将之夕上决。
（3）公开事买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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