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
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
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
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
，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
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
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
“统战”
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
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
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
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
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
[7]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
，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
。
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
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
如仍以“非常时期”
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
、“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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