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
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
[7]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
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
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
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
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
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
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
，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
[9]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10]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
[11]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
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
[12]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
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
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
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
[13]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
[14]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
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
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
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
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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