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
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
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
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6]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
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
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
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
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
,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
何以“闭口不言”
,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
,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
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
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
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
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
,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
[8]《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
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
,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
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冲破禁忌。
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
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
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
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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