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
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
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
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6]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
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
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
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
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
，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
何以“闭口不言”
，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
，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
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
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
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
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
，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
[8]《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
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
，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
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冲破禁忌。
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
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
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
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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