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
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
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
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
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
听起来，好象很动人。
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
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
而由“银行照价收买”
，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
，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
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
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
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
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
[12]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
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
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
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
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13]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
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
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
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
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
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
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
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
[14]注释：[1]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
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2]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共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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