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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文学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同步发展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偏重于理论，文学偏重于感性罢了。
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谎言，是戕害文学健康发展的刽子手。
对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文学大师艾·辛格说：一个人在恋爱和做爱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人性。
打个比方，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是个强人，是个独裁者，但是在做爱时，他则可能像小孩一样无能。
性器官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
例如，眼睛不会因为它看到不喜欢的东西而不看，但阴茎则不同，如果它不喜欢，它就拒绝“工作”
。
因此，性器官更能表现人的灵魂。
它们不是“外交官”
，它们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
尽管有时它们会“喜怒无常”
，甚至因耐不住寂寞而疯狂，但事后它们就会报告大脑，它们非常后悔，甚至很痛苦。
哲学大师马尔库塞则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
也就是说，当你简单地把仅仅是生理欲望等同于快乐和幸福，那快乐本身便不再是美的主体，也不会有任何可敬、可爱的表现了。
只有在真正全面而深刻的艺术中，快乐和幸福才有可能产生，并形成美。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这种艺术的美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揭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
，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
，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
。
也就是说：“外在的真实”
虽然可以赢得暂时的成功，但太肤浅，没有生命力，太容易重复，最终会被文学史淘汰。
综上所述，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必须突破欲望的瓶颈，走向精神的深处。
而这一切，除了深入生活以外，还必须多读书，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并以悲悯的心态对待大众苍生，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揭示人的境遇，挖掘那些导致人不快乐、不幸福、不人道的真正原因。
这些问题正是涉及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没有苛刻的自我要求，不会踏入艺术的门槛。
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小说家的任务除了要解释社会以外，还要弄明白“自我”
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世界包围着我们并大有湮没自我之势。
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同时打着纯艺术的幌子，实际上是溶解自我，并让文化走向庸俗化。
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在《精神健康与社会》中也做出进一步阐释，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考察了“人类状况”
以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
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
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爱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节制他的欲望，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促进自我的生长和他在社会中的意义，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和物欲的工具，剥夺他的自由和个人尊严，或者成为木乃伊和机器人。
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
这一基本理论，主张从心理学分析入手，以“社会批判”
为武器，强调“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
，从而真正促进“人的解放”
、“人的自由”
和“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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