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非典出现，蔓延到2003年3月。
我在电视台打工，被辅导员勒令回校。
4月更加严重，新闻反复辟谣。
学校禁止外出，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
我在宿舍百无聊赖地打星际，接到电话，是慧子。
她说：“一起吃晚饭吧。”
我说：“出不去。”
她说：“没关系，我在你们学校。”
我好奇地跟她碰面，她笑嘻嘻地说：“实习期在你们学校租了个研究生公寓。”
我说：“你们学校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她笑嘻嘻地说：“没关系，封锁前我就租好了。
辅导员打电话找我，我骗她在外地实习，她让我待着别乱跑。”
去食堂吃饭，我突然说：“袁鑫有女朋友了。”
她有些慌乱，不敢看我，乱岔话题。
我保持沉默，她终于抬头，说：“我想和他离得近一些，哪怕从来没碰到过，但只要跟他一个校园，我就很开心。”
一个女孩子，男生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她却花了一年又一年，拼尽全力想靠近他。
无法和他说话，她的一切努力，只是跑到终点，去望一望对面的海岸。
就如同她高中做的数学试卷，写满公式，可是永远不能得分。
上帝来劝末等生退学，末等生执拗地继续答题，没有成绩也无所谓，只是别让我离开教室。
看着她红着脸，慌张地扒拉着米粒，我的眼泪差点儿掉进饭碗。
靠。
2004年，慧子跑到酒吧，电视正直播着首届超女的决赛。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慧子举起杯子，对着窗外喊：“祝你幸福！”
那天，袁鑫结婚。
我看着她笑盈盈的脸倒映在窗玻璃上，心想，末等生终于被开除了。
2005年，慧子跑到酒吧，趴在桌上哭泣，大家不明所以。
她擦擦眼泪：“他一定很难过。”
传闻，袁鑫离婚了。
那天后，没见过慧子。
打电话给她，她说自己辞职了，在四川找事儿干。
2006年，一群人走进酒吧。
看见当头的两个人，管春手里的杯子“哐当”
掉在地上。
朋友们目瞪口呆，慧子不好意思地说：“介绍一下，我男朋友袁鑫，我们刚从四川回南京。”
我的头“嗡”
的一声，没说的，估计袁鑫离婚后去四川，然后对他消息灵通的慧子，也跟着去了四川。
坐下来攀谈，果然，袁鑫去年跟着亲戚，在成都投资了一家连锁火锅店，现在他打算开到南京来。
袁鑫跟搞金融的同伴聊天，说的我们听不太懂，唯一能听懂的是钱的数目。
同伴对袁鑫摆摆手，说：“入五百万，用一个杠杆，一比六，然后再用一个杠杆，也是一比六，差不多两个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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