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以放逐代替监禁。
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
或“警总”
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
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
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
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
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
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
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
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
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
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
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
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
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
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
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
“中坜事件”
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
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
,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拔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
,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
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
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
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
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
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
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
的观念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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