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
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
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
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
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
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
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
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
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
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
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
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
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
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
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
，内斗为势所不许。
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
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
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
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
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
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
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
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
，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
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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