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
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
一九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
‘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
’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
“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
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
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
’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
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
’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
’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
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
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
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
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
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
和戴笠的“军统”
，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
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
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
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
，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
，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
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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