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
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
一九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
‘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
’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
“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
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
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
’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
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
’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
’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
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
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
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
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
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
和戴笠的“军统”
,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
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
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
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
,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
,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
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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